他每次发病就不能躺下睡觉，得用许多枕被支起半，有时甚至不能卧床，只能满地走。我们的医疗关系，已从“鸣放”前的等医院逐渐降级，降到了街上的小医院。医生给药吃，并不事。他哮病发，呼如呼啸。我不知轻重，戏称他为“呼啸山庄”

将近冬至，北窗里的风愈加冷了。学校宿舍里常停电。电停了，气也随着停。我们只有随衣服，得回家取冬衣。我不敢一人回去，怕发生了什么事还说不清。我所内的老侯是转业军人，政治上过，而且力大。我央他保镖陪我回家去取了两大包衣。他帮我雇了汽车，我带着寒衣回师大。

我们雇了一辆三汽车（现在这汽车早已淘汰了），颠颠簸簸到达北师大。阿瑗带我们走她学生时期的宿舍，那是她住了多年的房间，在三楼，朝北。她掏钥匙开门的时候，左邻右舍都来招呼钱瑗。我们还没走她那间寒脏的房间，楼里许多人都来看钱瑗的爸爸妈妈了。他们得知我们的情况都伸援助之手。被、褥、枕，从各家送来；锅碗瓢盆、菜刀、铲刀、油盐酱醋以至味、煤炉、煤饼陆续从四面八方送来，不限本楼了。阿瑗的朋友真多也真好，我们心上舒坦又温，放下东西，准备舀拭尘土。

阿瑗这间宿舍，有三只上下铺的双层床。同屋的老同学都已分散。她毕业后和两个同事饭后在这里歇午，谁也顾不到收拾。目前天气寒冷，这间房只阿瑗一人歇宿。书架上全是灰尘，床底下全是七八糟的东西。阿瑗是工组成员，擅长调颜。她屋里的一切碗、碟、杯、盘，全用来调过颜，都没有洗。我看了“大暴”乐得直笑，鼻血都安然停止了。

阿瑗有同事正要搬小红楼。他的华侨朋友国了，刚从小红楼搬走，把房让了给他。小红楼是教职员宿舍，比学生宿舍好。那位同事知我们住一间朝北宿舍，就把小红楼的两间房让给我们，自己留住原。

我整洁；阿瑗常和爸爸结成一帮，暗暗反对妈妈的整洁。例如我搭巾，边对边，角对角，齐齐整整。他们两个认为费事，随便一搭更方便。不过我们都很妥协，他们把巾随手一搭，我就重新搭搭整齐。我不严格要求，他们也不公然反抗。

我们收拾了房间，洗净了碗碟。走廊是各室的厨房，我们也生上煤炉。晚饭前，阿瑗到堂去买了饭和菜，我加工烹调。屋里床在沿墙，中间是拼放的两对桌。我们对坐吃晚饭，其乐也，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友人的同情和关怀，说不尽的激，心上轻松而愉快。三人同住一房，阿瑗不用担心爸爸妈妈受欺负，我们也不用心疼女儿每天挤车往返了。屋虽然寒冷，我们到的是温。

阿瑗见我屋，两手放到背后，说声：“啊呀！不好了！大暴了！”她的屋里那么脏又那么，梦也没想到妈妈会到这间屋里来收拾。

那两间房一朝南、一朝东，光很好。我们就搬往小红楼去住，那边还有些学校的家，如床和桌椅等。原有一个大立柜搬走了，还留着柜底下一层厚厚的积土。我们由阿瑗朋友借用的被褥以及一切日用品都得搬过去。搬家忙，可怜的钟书真是“劳动态度好”他别不下手，就“拙手笨脚”地去扫那堆陈年积土。我看见了急忙阻止，他已吃下大量灰尘。连日天寒，他已着凉冒，这一来就引发了近年来困扰他的哮。

我忽然起鼻血来，手绢全染红了。我问知盥洗室在四楼，推说要洗手，急奔四楼。钟书“拙手笨脚”地忙拿了个小脸盆在楼一个龙下接了半盆给我洗手。我推说手太脏，半盆不够，急奔四楼。只听得阿瑗的朋友都夸“钱伯伯劳动态度好”我心里很激他，但是我不要他和阿瑗为我着急。我在四楼盥洗室内用冷冰鼻梁，冰脑门，乘间洗净了血污的手绢。鼻血不了，我慢慢下楼，回到阿瑗的房间里。

师大的校医院和小红楼很近。阿瑗带我们到校医院去看病打针。可是他病的相当重，虽吃药打针，晚上还是呼啸。小红楼也一样停电停气。我回面胡同取来的冬衣不够用。有一夜，他穿了又重又不和的厚呢大衣在屋里满地走。我已连着几夜和衣而卧，陪着他不睡。忽然，我听不见他呼啸，只见他趴在桌上，声息全无。我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