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上，不拘一格地竖立着四五个花岗岩石缸，缸底有许多泉眼，同时喷出很高的水柱来。周围挤着一群孩子，也有同我一样年岁的，他们使我联想起比绍我舅公文岑特家养的母猪，它有时侧身躺着，忍受着它那些同样口渴的、究凶极恶地拥上来的猪仔们。

孩子们俯身在水缸上，头发从前面垂下，张开嘴巴去接垂直喷上去又落下来的细水柱。我不知道他们是在玩还是在喝水。有时，两个孩子同时直起身子，鼓着嘴，很不礼貌地把含在嘴里温温的、肯定搀进唾沫还带有面包屑的水，喷到对方的脸上去。我走进前厅时，随便从敞开的门里看了一眼左邻的体育馆，一见皮面鞍马、爬竿、爬绳以及可怕的、总像是强求别人在上面做大旋转动作的单杠，就不由得真正口渴起来，渴得无法抑制，真想同别的孩子们一样地去喝一口水。妈妈拉着我的手。请她把同三岁小孩一般高的奥斯卡抱到水缸上去？这我可不干。即使把我的鼓垫在脚下，我也够不到那些水柱。我轻轻纵身一跳，超过一只水缸的边缘，朝里面望了一眼，只见吃剩的沾油脂的面包严重地堵住了排水口，在缸底聚成一层不卫生的淤积物。我再也不觉得口渴了。虽然我思想上曾经觉得自己口干唇焦，然而，那只是在我的肉体好像身历其境似的在体育馆这个沙漠里的运动器械之间迷了路的时候。

妈妈领我走上纪念碑似的、为巨人而设的楼梯，穿过回声四起的走廊，进入一个房间，那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一年级甲班。屋子里坐满了同我一样年龄的孩子。孩子们的母亲站在正对窗户的墙下，一字儿排开，手里都拿着五彩圆锥形纸口袋，上端系着绢纸，口袋的长度超过了我的个子。第一天上学都要拿着它，这是一种传统。我妈妈也不例外。

我拉着她的手进屋时，这帮小赤佬以及他们的母亲一齐放声大笑。一个胖男孩想要敲我的鼓。我为了避免唱碎玻璃，只好朝他的胫骨一连踢了几脚，把这个顽童踢翻在地，头发梳得光光的脑袋撞在课桌上。我因此在后脑勺上挨了我妈妈的一巴掌。那个顽童嚷了起来。我自然没有叫喊，因为我只是在别人要夺走我的鼓时才叫喊。在这么多母亲们面前，这样出场亮相，我妈妈确实觉得很尴尬。她把我拉到第一排靠窗户的课桌旁。自不待言，课桌太高大了。可是，越往后，课桌越高大，小赤佬们也越粗野，脸上的雀斑也越多。

我很满意，安稳地坐着，因为我没有理由感到不安。看来我妈妈一直还很尴尬，使劲挤到那些母亲们中间去。在同她一样做妈妈的人面前，她可能由于我所谓的发育不全而感到羞惭。她们摆出一副面孔，为自己的野小子们而骄傲，仿佛蛮有理由似的，但是就我的感觉而言，他们长得也太快了。

我没法从窗口眺望弗勒贝尔草场，因为窗台比我高，正如课桌对我来说显得过于高大一样。我很想看一眼弗勒贝尔草场。我知道，童子军在蔬菜商格雷夫领导下，在那里安营扎寨，在玩纸牌戏以及做童子军应当做的好事。这并不是说，我会同他们一样夸大其辞地去美化营地生活。使我感兴趣的仅仅是身穿短裤的格雷夫的形象。他之所以让他们穿上童子军创始人巴登-鲍威尔①的制服，是因为他太爱那些又瘦又高、眼睛大大、尽管是脸色苍白的男孩了——

①巴登-鲍威尔（1857～1941），英国将军和军事著作家，著有《童子军》。